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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圆从角 张驰有度

    2006-07-05 15:00:00  来源:

    方圆从角 张弛有度

    ——党报在突发公共危机报道中的技巧分析

    宜宾日报  杨为民 张玺乾

     

    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是一个或一串关涉公共利益,具有突然性、紧急性、破坏性、社会性的灾害事件。根联合国的鉴定,公共危机主要包括三类:自然灾害,技术灾害,环境恶化。由于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与公众利益紧密相关,所以无论其如何发生、怎样延续,从专业主义角度来说,对媒介而言都是难得的优质新闻资源,所以往往成为各种媒介同台竞技的焦点。

    党性原则是我们党新闻事业的灵魂,党性原则要求党报在突发公共危机报道中,必须严格遵守新闻职业服从整体事业、专业精神服从新闻纪律、媒介效益服从社会效益的要求。事实上即使在所谓拥有新闻自由的西方社会,一个负责任的媒介在公共危机事件暴发时,也必须平衡媒介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否则无论多么崇高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德国医学家大卫·巴尔蒂摩就深刻地指出:现代媒体技术把病毒危险扭曲、放大,致使恐惧本身成了公共健康中的“另一种公害”,这种“媒体病毒”,是由于媒体的传播不当所导致的社会恐慌,其危害性远远超过危机本身。所以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既可能是媒介赢得市场的重要机遇,也可能是考验媒介素质的重大挑战。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党报,既肩负着新闻报道的重要职责,还肩负着舆论引导的神圣使命,对突发公共危机的报道尤其要慎重处理和把握好报道的角度、速度、深度和力度这四个“度”,在实现党报影响力增值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增值。

    角度:如何将政府视角与公众视角整合成党报视角?

    总体而言,政府的视角与公众的视角通常是一致的。但是,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政府既着眼于事件的有效处置,又着眼于社会的稳定,当然有时还着眼于自身形象维护,这就可能与公众想全面了解公共危机事件真相的诉求发生某种程度的矛盾。有时在地方政府不当作为时,这种矛盾还可能会表现得十分尖锐。党报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一种大众媒介,因此,就必须平衡好政府目标与公众诉求的关系,就是要把政府视角与公众视角整合为党报视角。

    公共关系学中有一个“第三方”角色的概念,是指除公关主体、公众之外的第三个重要的公共关系参与者,是以公正、中立的立场和态度传递客观信息,阐述专业知识,印证某种观点的“非利益相关者”。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媒介其实就担当了政府和公众之外的“第三方”角色。公共关系学理论指出,当危机突发时,“第三方”由于其“非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传播的信息显得更具客观性和公正性,更容易赢得受众的信任和理解。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也必然会倚重媒介等“第三方”力量,来传递信息,止住流言,保持与公众的沟通,赢得理解支持,也赢得危机处置的时间和主动。

    媒介整合政府视角与公众视角,就是既要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止住流言,争取舆论控制高点,又从公众的角度出发,传播及时、真实、客观的资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在巧妙平衡政府目标与公众诉求的新闻报道中,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帕累托最优”。在操作层面上,媒介第一要在掌握危机事件真相的同时,重点掌握危机处置中显性和隐性的热点难点,充分理解领会政府的意图,做到全局在胸;第二要尽可能实施“先入为主”的报道,放大传播的首因效应,阻断流言传播;第三要重点做好事实的解释,以稳定人心,维护大局,促进发展;第四要迅速开通媒介与公众的互动渠道,实现平等交流,引导公众意见。

    速度:如何既“快”且“准”地赢得公众关注?

    求“快”还须求“准”,这两者都是媒介在突发公共危机发生时,速度致胜的关键。只求快而不求准,速度越快,越可能给媒介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只求准而不求快,也会严重削减媒介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因此如何既快又准地对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报道,是媒介必须重点研究解决的课题。而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初期,往往又是信息匮乏和信息肴乱并存的时期,一方面来自权威渠道的信息十分缺乏,另一方面民间的议论风起,流言四播。因此对于媒介而言,掌握真实的信息就至关重要。它所发布的信息,不仅会影响舆论,有时甚至会左右决策。在这种情势下,媒介要树立“宁缓一刻,不失一语”的观念,这才是负责任的媒介的作为;绝不可以为了抢速度,重“快”轻“准”,因“快”失“准”,从而造成媒介误导。

    在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要在第一时间掌握真实情况,当前就党报而言,可以说面临相当大的挑战,还有相当艰巨的工作要做。

    第一是观念的严重滞后,造成党报在今天的新闻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我们的许多党报记者,都习惯于跟领导、编简报、泡会议、听汇报,习惯于被动地接受权威部门提供的新闻资讯,严重缺乏独立判断和理性思维。所以在突发性危机出现前后,既可能错失“风起青萍之末”的先兆,也可能在“山雨初来风满楼”的情势下懵懂不觉,甚至还会在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干预下装聋作哑。这就使得党报媒介在突发危机到来时,往往呈现出敏感不足、反应迟缓的状态。在资讯高度繁荣的今天,党报排他性地获得独家新闻资源的特权几乎削弱殆尽,而竞争性实力又提升缓慢,结果是市场竞争中党报窘境毕现,步履维艰。党报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努力更新观念,适应新形势下新闻竞争的需要。特别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借助改革的冲击力,实现党报新闻工作者观念的解构和重构。

    第二是向下的讯息渠道缺乏,舆情触角迟钝,信息网络建设薄弱,使党报获取民间新闻线索总要“慢半拍”,在突发危机报道上造成被动。很多突发危机,都可能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小事件发端,只有非常敏锐的舆情触角可能捕捉到。但几乎所有的党报都是从机关的模式中脱胎出来的,可以说,截止目前,多数党报既没有培养民间新闻线索渠道的观念意识,也很少这方面的实质性投入。民间新闻线索网络,是舆情把握和新闻竞争中十分宝贵的资源,而新闻线索网络从孕育到培养成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党报必须在这方面加大投入。否则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层出不穷的今天,党报虽然在“吃透上情”上还差强人意,但在“吃透下情”上势必会陷入盲人摸象的尴尬。

    第三是快速应急反应机制虽然建立,但是否运行有效,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多数党报都建立了突发危机报道的应急反应机制,但是,其中不少是2003年非典危机后行政驱动的产物。如果只是应付性地建立一套所谓应急机制,这种机制当然是名存实亡的,很难在真正的危机事件发生时产生作用。

    第四是突发公共危机事件采访报道的专门技巧培训不足。这可以说是当前所有媒介都面临的问题。按照西方成形的危机事件报道模式分析,有三个环节是危机事件报道是否成功的关键:现场采访,响应者搜寻,次级信息链接。当前我们的媒介在报道危机事件时在三个环节上表现都不如人意。现场采访中记者表现出莽撞和逃避两种相悖的行为特征;响应者搜寻上意识不强,也缺乏技巧;次级信息链接能力薄弱,新闻延展性差。因此党报要加强对新闻采编人员的专项技能培训,这是成功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报道的必修课。

    1912年4月15日1时许,行驶在北大西洋的豪华邮轮泰坦尼克号发出求救信号,约20分钟后,美联社发出泰坦尼克号触冰的消息。《纽约时报》在无后续消息的情况下,于16日头版头条报道该船已沉没,18日晚,营救船“卡迪西亚”号返回纽约港,3个小时后,《纽约时报》以16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一人类空前灾难全部过程和细节,包括船上150位最重要旅客的背景资料。这一案例堪称公共危机事件报道的经典,其中的技巧和经验,很值得研究和借鉴。

    深度:如何发掘和提炼出丰富而精细的新闻资讯?

    深度的获得总是在对公共危机事件的深度解析中实现的,但深度解析是在事件的真相、逻辑、影响等内涵的纵向发掘和横向延展两个方向上展开。党报对人物或事件的报道,在纵向的深度发掘方面有一种传统优势,这是党报进行典型宣传几十年的磨练中习得的,在技术方面可谓炉火纯青。但是,在对事件进行横向延展性报道方面,党报应该说并不如都市类报刊操作得熟练。其原因一是党报多半习惯于从人物言行到心理、事件表象到真相这种步步深入似的报道;二是党报习惯于用精英记者进行重点突破,而少于用记者集团作战;三是党报的链接能力受制于机制因素,始终发育不良。所以这个方面,就刚好是党报要努力弥补的“短板”。

    报道视野从正面、到侧面、到场外的切换,获得报道深度。危机事件发生的正面现场无疑是新闻报道的重中之重,“深入成就深度”,深入正面现场采访,始终是获得报道深度的最关键环节。但是,公共危机事件的影响总是要波及社会面的,如果仅限于正面现场的采访报道,深度是远远不够。报道的视野还必须切换到侧面:事件目击者,事件关联到的其他人、事、物,事件潜在的受害者,事件处置中各类人和事,事件前后介入者的背景资料,介入过程及其故事等等。还要切换到事件的场外:场外要重点采访报道三类人和事。一是受事件影响的情绪感染者和未被感染者,包括被感染和未被感染的原因及其背景;二是对事件的评论者,包括有关专家和政府人员及相关的知识链接;三是事件的响应者,特别是对政府倡导的响应者和主流意见的响应者。

    报道视点从政府、到专家、到公众的切换,获得报道深度。从舆论引导的目标设定而言,公众始终是引导的客体。但在危机处置过程中,公众的视线始终在关注着政府,无疑地政府及其行为必然会成为媒介视点的核心。专家也是危机公关中的“第三方”,专家的作用是政府和媒介都无法取代的,他们是技术权威的代言人,更能收到廓清谣言、稳定人心的作用。公众响应是报道的关键,也是舆论引导的基点。报道的视点就要在政府、专家、公众三个方面的人物事件中切换,从而使新闻报道更加深刻。

    独家视角切入,获得报道深度。从非典危机、禽流感危机、珠链球菌病危机、沱江污染等重大自然和技术灾难事件的报道经验看,能否找到独家的报道视角,切入危机事件报道,是最考量媒介素质的,也是报道深度获得的重要路径。平民的视角、科学视角、人性化的视角等,都曾在不同的危机事件报道中,成就了报道的深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青年报》等报纸,从媒介思考的视角,对一些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报道,获得很好的效果。比如对印度洋海啸的报道,与《人民日报》的政府视角、《环球时报》的国际视角、《新民晚报》的情感视角不同,《中国青年报》从平民的视角出发,在报道平民的利益诉求中报道事件,链接到对慈善制度、国内人道与国际人道的不平衡等问题的反思,体现出可贵的媒介理性。

    力度:如何制作色香味形均恰到好处的党报新闻?

    力度是报道形式与报道内容综合作用产生的效益,是诉诸受众心理的一种感官体验。在突发公共危机报道的实践中,往往这种力度并非越强越好,而是要拿捏得十分精准才是最佳。有的突发公共危机的报道力度要求逐步加强,有的要求逐步减弱,有的要求阶段性分层次操作,而有的则要求在一段时期内不温不火地持续进行。很多时候,包括党报在内的媒介,被要求对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既要报,又不能火”,低调处理,不得炒作。这时候媒介往往是通过控制报道的幅度、热度、密度和频度,通过议题平衡、版面平衡、版位平衡,以实施舆论的精确制导,这些处理技术党报是早已驾轻就熟。但是常常发生的情况是,随着事件影响的涟漪效应的放大,事件处置者最后不得不借助媒介实施大幅度的公众引导,非典危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这种情况下,媒介报道就必须加大力度。

    组合报道中获得力度。组合报道指在同一期报纸或同一个版面中,就同一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组合进不同体裁、不同形式、不同类别、来自不同层次不同视域、针对不同公众群体的报道,以获得全息式报道的效果,从而强化报道力度的方式。

    连续报道中获得力度。连续报道是根据事件演进的时间线索和逻辑线索,在一段时期内,连续组织对同一事件的追踪报道,持续吸引公众关注,从而强化报道力度的方式。

    调动编辑元素强化力度。针对一个具体事件,通过配置有强烈情感色彩的编辑元素,比如大照片烘托氛围、大标题吸引眼球、大边框强调稿件、深底纹突出新闻等方式,以强化报道的力度。当然就这种处理方式,无论学界还是业界都还存在明显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一张大报、特别是一级党报应该在风格上保持相对稳定和稳重,不宜出现大嗔大喜似的变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媒介就应该彰显富有人情味的风格,宜嗔即嗔,宜喜即喜,因此在风格上大开大合凸显活力未尝不可,这也就是一种风格。我们认为,版面元素的配置对于党报依然是必要的,在追求风格一致的前提下,在适宜的时间和适宜的幅度内,党报也要调动各种版面元素,以彰显党报媒介的价值取向,强化报道的力度,获取更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情绪感染力,从而更好地实施对公众的舆论引导。

     

     

    作者:杨为民,宜宾日报总编辑;张玺乾,宜宾日报副总编辑

    邮编:644002

    地址:宜宾市长江大道中段27号

    电话:0831-2338642/0831-2320410

    电邮:cn13990969599@163.com

    方圆从角 张弛有度

    ——党报在突发公共危机报道中的技巧分析

    宜宾日报  杨为民 张玺乾

     

    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是一个或一串关涉公共利益,具有突然性、紧急性、破坏性、社会性的灾害事件。根联合国的鉴定,公共危机主要包括三类:自然灾害,技术灾害,环境恶化。由于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与公众利益紧密相关,所以无论其如何发生、怎样延续,从专业主义角度来说,对媒介而言都是难得的优质新闻资源,所以往往成为各种媒介同台竞技的焦点。

    党性原则是我们党新闻事业的灵魂,党性原则要求党报在突发公共危机报道中,必须严格遵守新闻职业服从整体事业、专业精神服从新闻纪律、媒介效益服从社会效益的要求。事实上即使在所谓拥有新闻自由的西方社会,一个负责任的媒介在公共危机事件暴发时,也必须平衡媒介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否则无论多么崇高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德国医学家大卫·巴尔蒂摩就深刻地指出:现代媒体技术把病毒危险扭曲、放大,致使恐惧本身成了公共健康中的“另一种公害”,这种“媒体病毒”,是由于媒体的传播不当所导致的社会恐慌,其危害性远远超过危机本身。所以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既可能是媒介赢得市场的重要机遇,也可能是考验媒介素质的重大挑战。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党报,既肩负着新闻报道的重要职责,还肩负着舆论引导的神圣使命,对突发公共危机的报道尤其要慎重处理和把握好报道的角度、速度、深度和力度这四个“度”,在实现党报影响力增值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增值。

    角度:如何将政府视角与公众视角整合成党报视角?

    总体而言,政府的视角与公众的视角通常是一致的。但是,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政府既着眼于事件的有效处置,又着眼于社会的稳定,当然有时还着眼于自身形象维护,这就可能与公众想全面了解公共危机事件真相的诉求发生某种程度的矛盾。有时在地方政府不当作为时,这种矛盾还可能会表现得十分尖锐。党报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一种大众媒介,因此,就必须平衡好政府目标与公众诉求的关系,就是要把政府视角与公众视角整合为党报视角。

    公共关系学中有一个“第三方”角色的概念,是指除公关主体、公众之外的第三个重要的公共关系参与者,是以公正、中立的立场和态度传递客观信息,阐述专业知识,印证某种观点的“非利益相关者”。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媒介其实就担当了政府和公众之外的“第三方”角色。公共关系学理论指出,当危机突发时,“第三方”由于其“非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传播的信息显得更具客观性和公正性,更容易赢得受众的信任和理解。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也必然会倚重媒介等“第三方”力量,来传递信息,止住流言,保持与公众的沟通,赢得理解支持,也赢得危机处置的时间和主动。

    媒介整合政府视角与公众视角,就是既要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止住流言,争取舆论控制高点,又从公众的角度出发,传播及时、真实、客观的资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在巧妙平衡政府目标与公众诉求的新闻报道中,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帕累托最优”。在操作层面上,媒介第一要在掌握危机事件真相的同时,重点掌握危机处置中显性和隐性的热点难点,充分理解领会政府的意图,做到全局在胸;第二要尽可能实施“先入为主”的报道,放大传播的首因效应,阻断流言传播;第三要重点做好事实的解释,以稳定人心,维护大局,促进发展;第四要迅速开通媒介与公众的互动渠道,实现平等交流,引导公众意见。

    速度:如何既“快”且“准”地赢得公众关注?

    求“快”还须求“准”,这两者都是媒介在突发公共危机发生时,速度致胜的关键。只求快而不求准,速度越快,越可能给媒介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只求准而不求快,也会严重削减媒介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因此如何既快又准地对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报道,是媒介必须重点研究解决的课题。而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初期,往往又是信息匮乏和信息肴乱并存的时期,一方面来自权威渠道的信息十分缺乏,另一方面民间的议论风起,流言四播。因此对于媒介而言,掌握真实的信息就至关重要。它所发布的信息,不仅会影响舆论,有时甚至会左右决策。在这种情势下,媒介要树立“宁缓一刻,不失一语”的观念,这才是负责任的媒介的作为;绝不可以为了抢速度,重“快”轻“准”,因“快”失“准”,从而造成媒介误导。

    在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要在第一时间掌握真实情况,当前就党报而言,可以说面临相当大的挑战,还有相当艰巨的工作要做。

    第一是观念的严重滞后,造成党报在今天的新闻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我们的许多党报记者,都习惯于跟领导、编简报、泡会议、听汇报,习惯于被动地接受权威部门提供的新闻资讯,严重缺乏独立判断和理性思维。所以在突发性危机出现前后,既可能错失“风起青萍之末”的先兆,也可能在“山雨初来风满楼”的情势下懵懂不觉,甚至还会在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干预下装聋作哑。这就使得党报媒介在突发危机到来时,往往呈现出敏感不足、反应迟缓的状态。在资讯高度繁荣的今天,党报排他性地获得独家新闻资源的特权几乎削弱殆尽,而竞争性实力又提升缓慢,结果是市场竞争中党报窘境毕现,步履维艰。党报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努力更新观念,适应新形势下新闻竞争的需要。特别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借助改革的冲击力,实现党报新闻工作者观念的解构和重构。

    第二是向下的讯息渠道缺乏,舆情触角迟钝,信息网络建设薄弱,使党报获取民间新闻线索总要“慢半拍”,在突发危机报道上造成被动。很多突发危机,都可能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小事件发端,只有非常敏锐的舆情触角可能捕捉到。但几乎所有的党报都是从机关的模式中脱胎出来的,可以说,截止目前,多数党报既没有培养民间新闻线索渠道的观念意识,也很少这方面的实质性投入。民间新闻线索网络,是舆情把握和新闻竞争中十分宝贵的资源,而新闻线索网络从孕育到培养成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党报必须在这方面加大投入。否则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层出不穷的今天,党报虽然在“吃透上情”上还差强人意,但在“吃透下情”上势必会陷入盲人摸象的尴尬。

    第三是快速应急反应机制虽然建立,但是否运行有效,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多数党报都建立了突发危机报道的应急反应机制,但是,其中不少是2003年非典危机后行政驱动的产物。如果只是应付性地建立一套所谓应急机制,这种机制当然是名存实亡的,很难在真正的危机事件发生时产生作用。

    第四是突发公共危机事件采访报道的专门技巧培训不足。这可以说是当前所有媒介都面临的问题。按照西方成形的危机事件报道模式分析,有三个环节是危机事件报道是否成功的关键:现场采访,响应者搜寻,次级信息链接。当前我们的媒介在报道危机事件时在三个环节上表现都不如人意。现场采访中记者表现出莽撞和逃避两种相悖的行为特征;响应者搜寻上意识不强,也缺乏技巧;次级信息链接能力薄弱,新闻延展性差。因此党报要加强对新闻采编人员的专项技能培训,这是成功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报道的必修课。

    1912年4月15日1时许,行驶在北大西洋的豪华邮轮泰坦尼克号发出求救信号,约20分钟后,美联社发出泰坦尼克号触冰的消息。《纽约时报》在无后续消息的情况下,于16日头版头条报道该船已沉没,18日晚,营救船“卡迪西亚”号返回纽约港,3个小时后,《纽约时报》以16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一人类空前灾难全部过程和细节,包括船上150位最重要旅客的背景资料。这一案例堪称公共危机事件报道的经典,其中的技巧和经验,很值得研究和借鉴。

    深度:如何发掘和提炼出丰富而精细的新闻资讯?

    深度的获得总是在对公共危机事件的深度解析中实现的,但深度解析是在事件的真相、逻辑、影响等内涵的纵向发掘和横向延展两个方向上展开。党报对人物或事件的报道,在纵向的深度发掘方面有一种传统优势,这是党报进行典型宣传几十年的磨练中习得的,在技术方面可谓炉火纯青。但是,在对事件进行横向延展性报道方面,党报应该说并不如都市类报刊操作得熟练。其原因一是党报多半习惯于从人物言行到心理、事件表象到真相这种步步深入似的报道;二是党报习惯于用精英记者进行重点突破,而少于用记者集团作战;三是党报的链接能力受制于机制因素,始终发育不良。所以这个方面,就刚好是党报要努力弥补的“短板”。

    报道视野从正面、到侧面、到场外的切换,获得报道深度。危机事件发生的正面现场无疑是新闻报道的重中之重,“深入成就深度”,深入正面现场采访,始终是获得报道深度的最关键环节。但是,公共危机事件的影响总是要波及社会面的,如果仅限于正面现场的采访报道,深度是远远不够。报道的视野还必须切换到侧面:事件目击者,事件关联到的其他人、事、物,事件潜在的受害者,事件处置中各类人和事,事件前后介入者的背景资料,介入过程及其故事等等。还要切换到事件的场外:场外要重点采访报道三类人和事。一是受事件影响的情绪感染者和未被感染者,包括被感染和未被感染的原因及其背景;二是对事件的评论者,包括有关专家和政府人员及相关的知识链接;三是事件的响应者,特别是对政府倡导的响应者和主流意见的响应者。

    报道视点从政府、到专家、到公众的切换,获得报道深度。从舆论引导的目标设定而言,公众始终是引导的客体。但在危机处置过程中,公众的视线始终在关注着政府,无疑地政府及其行为必然会成为媒介视点的核心。专家也是危机公关中的“第三方”,专家的作用是政府和媒介都无法取代的,他们是技术权威的代言人,更能收到廓清谣言、稳定人心的作用。公众响应是报道的关键,也是舆论引导的基点。报道的视点就要在政府、专家、公众三个方面的人物事件中切换,从而使新闻报道更加深刻。

    独家视角切入,获得报道深度。从非典危机、禽流感危机、珠链球菌病危机、沱江污染等重大自然和技术灾难事件的报道经验看,能否找到独家的报道视角,切入危机事件报道,是最考量媒介素质的,也是报道深度获得的重要路径。平民的视角、科学视角、人性化的视角等,都曾在不同的危机事件报道中,成就了报道的深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青年报》等报纸,从媒介思考的视角,对一些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报道,获得很好的效果。比如对印度洋海啸的报道,与《人民日报》的政府视角、《环球时报》的国际视角、《新民晚报》的情感视角不同,《中国青年报》从平民的视角出发,在报道平民的利益诉求中报道事件,链接到对慈善制度、国内人道与国际人道的不平衡等问题的反思,体现出可贵的媒介理性。

    力度:如何制作色香味形均恰到好处的党报新闻?

    力度是报道形式与报道内容综合作用产生的效益,是诉诸受众心理的一种感官体验。在突发公共危机报道的实践中,往往这种力度并非越强越好,而是要拿捏得十分精准才是最佳。有的突发公共危机的报道力度要求逐步加强,有的要求逐步减弱,有的要求阶段性分层次操作,而有的则要求在一段时期内不温不火地持续进行。很多时候,包括党报在内的媒介,被要求对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既要报,又不能火”,低调处理,不得炒作。这时候媒介往往是通过控制报道的幅度、热度、密度和频度,通过议题平衡、版面平衡、版位平衡,以实施舆论的精确制导,这些处理技术党报是早已驾轻就熟。但是常常发生的情况是,随着事件影响的涟漪效应的放大,事件处置者最后不得不借助媒介实施大幅度的公众引导,非典危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这种情况下,媒介报道就必须加大力度。

    组合报道中获得力度。组合报道指在同一期报纸或同一个版面中,就同一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组合进不同体裁、不同形式、不同类别、来自不同层次不同视域、针对不同公众群体的报道,以获得全息式报道的效果,从而强化报道力度的方式。

    连续报道中获得力度。连续报道是根据事件演进的时间线索和逻辑线索,在一段时期内,连续组织对同一事件的追踪报道,持续吸引公众关注,从而强化报道力度的方式。

    调动编辑元素强化力度。针对一个具体事件,通过配置有强烈情感色彩的编辑元素,比如大照片烘托氛围、大标题吸引眼球、大边框强调稿件、深底纹突出新闻等方式,以强化报道的力度。当然就这种处理方式,无论学界还是业界都还存在明显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一张大报、特别是一级党报应该在风格上保持相对稳定和稳重,不宜出现大嗔大喜似的变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媒介就应该彰显富有人情味的风格,宜嗔即嗔,宜喜即喜,因此在风格上大开大合凸显活力未尝不可,这也就是一种风格。我们认为,版面元素的配置对于党报依然是必要的,在追求风格一致的前提下,在适宜的时间和适宜的幅度内,党报也要调动各种版面元素,以彰显党报媒介的价值取向,强化报道的力度,获取更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情绪感染力,从而更好地实施对公众的舆论引导。

     

     

    作者:杨为民,宜宾日报总编辑;张玺乾,宜宾日报副总编辑

    邮编:644002

    地址:宜宾市长江大道中段27号

    电话:0831-2338642/0831-2320410

    电邮:cn13990969599@163.com

    方圆从角 张弛有度

    ——党报在突发公共危机报道中的技巧分析

    宜宾日报  杨为民 张玺乾

     

    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是一个或一串关涉公共利益,具有突然性、紧急性、破坏性、社会性的灾害事件。根联合国的鉴定,公共危机主要包括三类:自然灾害,技术灾害,环境恶化。由于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与公众利益紧密相关,所以无论其如何发生、怎样延续,从专业主义角度来说,对媒介而言都是难得的优质新闻资源,所以往往成为各种媒介同台竞技的焦点。

    党性原则是我们党新闻事业的灵魂,党性原则要求党报在突发公共危机报道中,必须严格遵守新闻职业服从整体事业、专业精神服从新闻纪律、媒介效益服从社会效益的要求。事实上即使在所谓拥有新闻自由的西方社会,一个负责任的媒介在公共危机事件暴发时,也必须平衡媒介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否则无论多么崇高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德国医学家大卫·巴尔蒂摩就深刻地指出:现代媒体技术把病毒危险扭曲、放大,致使恐惧本身成了公共健康中的“另一种公害”,这种“媒体病毒”,是由于媒体的传播不当所导致的社会恐慌,其危害性远远超过危机本身。所以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既可能是媒介赢得市场的重要机遇,也可能是考验媒介素质的重大挑战。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党报,既肩负着新闻报道的重要职责,还肩负着舆论引导的神圣使命,对突发公共危机的报道尤其要慎重处理和把握好报道的角度、速度、深度和力度这四个“度”,在实现党报影响力增值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增值。

    角度:如何将政府视角与公众视角整合成党报视角?

    总体而言,政府的视角与公众的视角通常是一致的。但是,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政府既着眼于事件的有效处置,又着眼于社会的稳定,当然有时还着眼于自身形象维护,这就可能与公众想全面了解公共危机事件真相的诉求发生某种程度的矛盾。有时在地方政府不当作为时,这种矛盾还可能会表现得十分尖锐。党报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又是一种大众媒介,因此,就必须平衡好政府目标与公众诉求的关系,就是要把政府视角与公众视角整合为党报视角。

    公共关系学中有一个“第三方”角色的概念,是指除公关主体、公众之外的第三个重要的公共关系参与者,是以公正、中立的立场和态度传递客观信息,阐述专业知识,印证某种观点的“非利益相关者”。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媒介其实就担当了政府和公众之外的“第三方”角色。公共关系学理论指出,当危机突发时,“第三方”由于其“非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传播的信息显得更具客观性和公正性,更容易赢得受众的信任和理解。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也必然会倚重媒介等“第三方”力量,来传递信息,止住流言,保持与公众的沟通,赢得理解支持,也赢得危机处置的时间和主动。

    媒介整合政府视角与公众视角,就是既要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止住流言,争取舆论控制高点,又从公众的角度出发,传播及时、真实、客观的资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在巧妙平衡政府目标与公众诉求的新闻报道中,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帕累托最优”。在操作层面上,媒介第一要在掌握危机事件真相的同时,重点掌握危机处置中显性和隐性的热点难点,充分理解领会政府的意图,做到全局在胸;第二要尽可能实施“先入为主”的报道,放大传播的首因效应,阻断流言传播;第三要重点做好事实的解释,以稳定人心,维护大局,促进发展;第四要迅速开通媒介与公众的互动渠道,实现平等交流,引导公众意见。

    速度:如何既“快”且“准”地赢得公众关注?

    求“快”还须求“准”,这两者都是媒介在突发公共危机发生时,速度致胜的关键。只求快而不求准,速度越快,越可能给媒介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只求准而不求快,也会严重削减媒介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因此如何既快又准地对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报道,是媒介必须重点研究解决的课题。而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初期,往往又是信息匮乏和信息肴乱并存的时期,一方面来自权威渠道的信息十分缺乏,另一方面民间的议论风起,流言四播。因此对于媒介而言,掌握真实的信息就至关重要。它所发布的信息,不仅会影响舆论,有时甚至会左右决策。在这种情势下,媒介要树立“宁缓一刻,不失一语”的观念,这才是负责任的媒介的作为;绝不可以为了抢速度,重“快”轻“准”,因“快”失“准”,从而造成媒介误导。

    在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要在第一时间掌握真实情况,当前就党报而言,可以说面临相当大的挑战,还有相当艰巨的工作要做。

    第一是观念的严重滞后,造成党报在今天的新闻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我们的许多党报记者,都习惯于跟领导、编简报、泡会议、听汇报,习惯于被动地接受权威部门提供的新闻资讯,严重缺乏独立判断和理性思维。所以在突发性危机出现前后,既可能错失“风起青萍之末”的先兆,也可能在“山雨初来风满楼”的情势下懵懂不觉,甚至还会在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干预下装聋作哑。这就使得党报媒介在突发危机到来时,往往呈现出敏感不足、反应迟缓的状态。在资讯高度繁荣的今天,党报排他性地获得独家新闻资源的特权几乎削弱殆尽,而竞争性实力又提升缓慢,结果是市场竞争中党报窘境毕现,步履维艰。党报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努力更新观念,适应新形势下新闻竞争的需要。特别是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借助改革的冲击力,实现党报新闻工作者观念的解构和重构。

    第二是向下的讯息渠道缺乏,舆情触角迟钝,信息网络建设薄弱,使党报获取民间新闻线索总要“慢半拍”,在突发危机报道上造成被动。很多突发危机,都可能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小事件发端,只有非常敏锐的舆情触角可能捕捉到。但几乎所有的党报都是从机关的模式中脱胎出来的,可以说,截止目前,多数党报既没有培养民间新闻线索渠道的观念意识,也很少这方面的实质性投入。民间新闻线索网络,是舆情把握和新闻竞争中十分宝贵的资源,而新闻线索网络从孕育到培养成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党报必须在这方面加大投入。否则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层出不穷的今天,党报虽然在“吃透上情”上还差强人意,但在“吃透下情”上势必会陷入盲人摸象的尴尬。

    第三是快速应急反应机制虽然建立,但是否运行有效,还有待实践的检验。多数党报都建立了突发危机报道的应急反应机制,但是,其中不少是2003年非典危机后行政驱动的产物。如果只是应付性地建立一套所谓应急机制,这种机制当然是名存实亡的,很难在真正的危机事件发生时产生作用。

    第四是突发公共危机事件采访报道的专门技巧培训不足。这可以说是当前所有媒介都面临的问题。按照西方成形的危机事件报道模式分析,有三个环节是危机事件报道是否成功的关键:现场采访,响应者搜寻,次级信息链接。当前我们的媒介在报道危机事件时在三个环节上表现都不如人意。现场采访中记者表现出莽撞和逃避两种相悖的行为特征;响应者搜寻上意识不强,也缺乏技巧;次级信息链接能力薄弱,新闻延展性差。因此党报要加强对新闻采编人员的专项技能培训,这是成功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报道的必修课。

    1912年4月15日1时许,行驶在北大西洋的豪华邮轮泰坦尼克号发出求救信号,约20分钟后,美联社发出泰坦尼克号触冰的消息。《纽约时报》在无后续消息的情况下,于16日头版头条报道该船已沉没,18日晚,营救船“卡迪西亚”号返回纽约港,3个小时后,《纽约时报》以16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一人类空前灾难全部过程和细节,包括船上150位最重要旅客的背景资料。这一案例堪称公共危机事件报道的经典,其中的技巧和经验,很值得研究和借鉴。

    深度:如何发掘和提炼出丰富而精细的新闻资讯?

    深度的获得总是在对公共危机事件的深度解析中实现的,但深度解析是在事件的真相、逻辑、影响等内涵的纵向发掘和横向延展两个方向上展开。党报对人物或事件的报道,在纵向的深度发掘方面有一种传统优势,这是党报进行典型宣传几十年的磨练中习得的,在技术方面可谓炉火纯青。但是,在对事件进行横向延展性报道方面,党报应该说并不如都市类报刊操作得熟练。其原因一是党报多半习惯于从人物言行到心理、事件表象到真相这种步步深入似的报道;二是党报习惯于用精英记者进行重点突破,而少于用记者集团作战;三是党报的链接能力受制于机制因素,始终发育不良。所以这个方面,就刚好是党报要努力弥补的“短板”。

    报道视野从正面、到侧面、到场外的切换,获得报道深度。危机事件发生的正面现场无疑是新闻报道的重中之重,“深入成就深度”,深入正面现场采访,始终是获得报道深度的最关键环节。但是,公共危机事件的影响总是要波及社会面的,如果仅限于正面现场的采访报道,深度是远远不够。报道的视野还必须切换到侧面:事件目击者,事件关联到的其他人、事、物,事件潜在的受害者,事件处置中各类人和事,事件前后介入者的背景资料,介入过程及其故事等等。还要切换到事件的场外:场外要重点采访报道三类人和事。一是受事件影响的情绪感染者和未被感染者,包括被感染和未被感染的原因及其背景;二是对事件的评论者,包括有关专家和政府人员及相关的知识链接;三是事件的响应者,特别是对政府倡导的响应者和主流意见的响应者。

    报道视点从政府、到专家、到公众的切换,获得报道深度。从舆论引导的目标设定而言,公众始终是引导的客体。但在危机处置过程中,公众的视线始终在关注着政府,无疑地政府及其行为必然会成为媒介视点的核心。专家也是危机公关中的“第三方”,专家的作用是政府和媒介都无法取代的,他们是技术权威的代言人,更能收到廓清谣言、稳定人心的作用。公众响应是报道的关键,也是舆论引导的基点。报道的视点就要在政府、专家、公众三个方面的人物事件中切换,从而使新闻报道更加深刻。

    独家视角切入,获得报道深度。从非典危机、禽流感危机、珠链球菌病危机、沱江污染等重大自然和技术灾难事件的报道经验看,能否找到独家的报道视角,切入危机事件报道,是最考量媒介素质的,也是报道深度获得的重要路径。平民的视角、科学视角、人性化的视角等,都曾在不同的危机事件报道中,成就了报道的深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青年报》等报纸,从媒介思考的视角,对一些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报道,获得很好的效果。比如对印度洋海啸的报道,与《人民日报》的政府视角、《环球时报》的国际视角、《新民晚报》的情感视角不同,《中国青年报》从平民的视角出发,在报道平民的利益诉求中报道事件,链接到对慈善制度、国内人道与国际人道的不平衡等问题的反思,体现出可贵的媒介理性。

    力度:如何制作色香味形均恰到好处的党报新闻?

    力度是报道形式与报道内容综合作用产生的效益,是诉诸受众心理的一种感官体验。在突发公共危机报道的实践中,往往这种力度并非越强越好,而是要拿捏得十分精准才是最佳。有的突发公共危机的报道力度要求逐步加强,有的要求逐步减弱,有的要求阶段性分层次操作,而有的则要求在一段时期内不温不火地持续进行。很多时候,包括党报在内的媒介,被要求对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报道,“既要报,又不能火”,低调处理,不得炒作。这时候媒介往往是通过控制报道的幅度、热度、密度和频度,通过议题平衡、版面平衡、版位平衡,以实施舆论的精确制导,这些处理技术党报是早已驾轻就熟。但是常常发生的情况是,随着事件影响的涟漪效应的放大,事件处置者最后不得不借助媒介实施大幅度的公众引导,非典危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这种情况下,媒介报道就必须加大力度。

    组合报道中获得力度。组合报道指在同一期报纸或同一个版面中,就同一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组合进不同体裁、不同形式、不同类别、来自不同层次不同视域、针对不同公众群体的报道,以获得全息式报道的效果,从而强化报道力度的方式。

    连续报道中获得力度。连续报道是根据事件演进的时间线索和逻辑线索,在一段时期内,连续组织对同一事件的追踪报道,持续吸引公众关注,从而强化报道力度的方式。

    调动编辑元素强化力度。针对一个具体事件,通过配置有强烈情感色彩的编辑元素,比如大照片烘托氛围、大标题吸引眼球、大边框强调稿件、深底纹突出新闻等方式,以强化报道的力度。当然就这种处理方式,无论学界还是业界都还存在明显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一张大报、特别是一级党报应该在风格上保持相对稳定和稳重,不宜出现大嗔大喜似的变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媒介就应该彰显富有人情味的风格,宜嗔即嗔,宜喜即喜,因此在风格上大开大合凸显活力未尝不可,这也就是一种风格。我们认为,版面元素的配置对于党报依然是必要的,在追求风格一致的前提下,在适宜的时间和适宜的幅度内,党报也要调动各种版面元素,以彰显党报媒介的价值取向,强化报道的力度,获取更强的视觉冲击力和情绪感染力,从而更好地实施对公众的舆论引导。

     

     

    作者:杨为民,宜宾日报总编辑;张玺乾,宜宾日报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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