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危机报道与和谐社会建设

突发公共危机报道与和谐社会建设
　　                 

 南充日报  何德敏

　　内容提要：本文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切入，着重从社会与人的关系、对社会的新认识、人性的的角度，阐述了突发公共危机报道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提出充分信任民众、依靠社会的力量，共同应对突发公共危机的思想，并进一步阐明只有全面放开突发公共危机的报道，才对建设和谐社会更加有利，同时强调，一个社会和谐与否，不在于是否会发生公共突发危机，而在于这个社会是否具有应对危机的能力。
　　关键词：公共危机、报道、和谐、社会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突发危机报道与和谐社会建设”这一命题，本身包含着两个子命题：一、公共突发危机报道与和谐社会建设是一种什么关系？二、如何进行公共突发危机的报道，才能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要解答这两个问题，势必从两个层面入手：认识层面、技术层面。由于公共突发危机的报道不是普通的新闻报道，不仅涉及整个社会，而且也不是新闻媒体自身所能完全决定和解决的，所以，笔者认为，认识层面的讨论显然比技术层面更加重要、更加及时。而要正确认识公共突发危机与和谐社会的关系，首先要弄清楚问题提出的背景。
　　众所周知，前些年，“公共突发危机报道”一直是一个禁区，无论是媒体，还是新闻主管部门，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甚至干脆不涉足。因此，我们的媒体在“公共突发危机报道”上长期处于“失语”、“半失语”状态。作为媒体，是怕“犯错误”；作为新闻主管部门，是怕对危机的报道可能引发比危机本身更大的危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对“公共突发危机报道”的理论探索、理性思考也是不可能的。
　　现在，“公共突发危机报道”这一敏感话题不仅提了出来，而且成为新闻界、理论界的热门话题。之所以会由“禁语”演变为“热门话题”，同样存在现实的必然。我认为，有三个方面的现实必然性：
　　（一）、“公共突发危机报道”的成功操作，在实践上开辟了道路，为对其作更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理论和实践都不是孤立的、脱节的，理论是在实践基础上的总结和提高，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往往最具有说服力。近年来，我国在“公共突发危机报道”上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这些探索，引人注目，具有里程碑意义。关于“九八特大洪灾”、“非典”等公共突发危机的报道说明，“报道”本身并没有“添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人们对“公共突发危机报道”的恐惧心理，既为人们在理性状态下思索这一命题提供了心理基础，又为对其更加深入探讨创造了认知需求。
　　（二）、在“公共突发危机报道”成功探索的基础上，最近，中央对“灾难性报道”全面解禁，直接促进了“公共突发危机报道”进入人们理论思考的空间。
　　（三）、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和谐”与“危机”是对立的。“和谐”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但同时，许多时候，“危机”又是无法避免的。如何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和谐”与“危机”的关系？如何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危机的报道”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这一现实问题，逼迫我们不得不在理论上作深层次的思考与探讨。
　　二、对“社会”一词的新认识
　　在本命题中，有三个关键词：危机、报道、社会。其中，核心是“报道”。“报道”是一个变量（待定），“危机”是一个恒量（已在），那么，“社会”就是决定“报道”这一变量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如何报道危机，决定于我们对社会的认识，以及社会与危机的关系、社会将对危机作出怎样的反应。
　　什么是社会？社会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而人是有感情、能思考、具有一定判断能力的。个人从属于社会，个人与社会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个人的幸福往往依赖于整个社会的福祉，整个社会的灾祸极有可能危及个人。而作为社会中的人，其最基本的判断力即是对这一基本关系的确切认知。
　　一个社会的进步，不仅仅是科技的发展，同时包括人们对“社会”认识的进步。过去，人们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把社会的人分成若干个阶级或利益集团，而恰恰忽略了社会“由一个个‘人’组成”这一基本特性。当人们在看待社会的时候，是“只见阶级不见人”，人淹没在阶级之中，不仅人被异化，社会也被异化。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悲剧的发生。现在，不仅我们在讨论社会的时候，必须还原其“人”的属性，而且，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也必须从“人”出发，充分实现人性化、人本化，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现代管理学也告诉我们，“物本”管理的方式正在被“人本”管理的先进管理方式所取代，从“人”出发，充分尊重人，一切为了人，已经成为世界许多企业和社会管理者奉行的圭臬。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管理学的进步，也是人们对“社会”认识的进步。
　　似乎可以说，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扩大化的人。社会与危机的关系，可以从人与危机的关系中求解。同样，社会会对危机作出怎样的反应，亦可从人对为危机可能作出的反应中找到答案。在一般情况下，人作出的选择总是对自己有利的。面对公共突发危机，个人与社会，无论是在利益上，还是在行为选择上，总的趋向应该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所面对的社会，其实并非一个诡异莫测、防不胜防的“怪物”。当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由于这危机是直接危害社会本身的，所以社会自身会激发出一定能量的“免疫力”。正如人体内的白血球骤增一样，每个社会成员都可能成为杀死坏细胞的白血球。当此之时，我们所应做的，就是培养和调动这种积极有利的“白血球”，而不是讳疾忌医、漠视它，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将白血球和有害病毒一齐杀死。
　　三、历史上处理公共突发危机的正反案例分析
　　由于对“社会”一词的认识不同，中外历史上出现了应对公共突发危机的正、反两个方面的案例：漠视“人”的存在，把社会单纯当作管理、统治的对象，当公共危机发生时，站到其对立面，采取防、堵、压的方式，结果危机更甚，直至引发更加严重的危机；重视“人”的因素，把社会当作一种积极的力量，引导其战胜危机，最后取得成功。
　　1、先秦时期，就有人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秦始皇直接继承了这一思想，在统一全国后，采取“焚书坑儒”的愚民政策，力图江山一统万年，但是，事与愿违，毕竟人不是任人宰割的牲畜，在秦始皇死后不久，秦王朝就动摇了。最后，只能采取高压政策：镇压，结果号称传之万代的秦王朝很快就灭亡了。秦之败亡，历史上多所论述，但笔者以为，最根本的就是对“人”的漠视，对人性的压制——后世历代王朝莫不如此，因此，总也免不了“改朝换代”的悲剧。
　　2、唐太宗李世民有个著名的理论：“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他看到了蕴藏于民众之中的力量，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仍未能看到社会中的“人”，不免将“水”和“舟”分开，两者形成对立面，所以，唐王朝虽然一度出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维持统治数百年之久，最终，仍不免被推翻。
　　3、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有个同样著名的“理论”：“攘外必先安内。”当时，中华民族的真正危机是日本侵略者的大举入侵。然而，蒋介石却将“攘外”与“安内”同等对待，而且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他犯的第一个错误。什么是“安内”？一是对付中国共产党，二是防范人民，防范舆论。本来可以作为助力的社会及其民众，却被他划入敌对阵营。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因此，面对日寇入侵，他不仅一味退让，还封锁消息，引起全国人民的反感。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及时发出“华北危急”、“平津危急”的预警，动员全国人民，动员一切积极力量，组织抗战，最终，不仅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支持。
　　4、1998年夏，中国南北多个地区遭受特大洪水的袭击。这场洪水流域之广、水位之高、持续时间之长，都为一个世纪以来所罕见。在关键时刻，全国有30万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投入了抗洪第一线，与各地人民群众一起奋力抗洪，奏响了顽强不屈的抗洪曲。中国最高领导人亦多次亲临抗洪第一线，视察、指挥抗洪救灾，鼓舞抗洪军民的斗志。在全国军民的英勇奋斗之下，特大洪水终于退去。国人在这场抗洪斗争中表现出的顽强不屈精神，给整个中国留下了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当时，面对洪灾这一公共突发危机，我们的党和政府充分信任人民，充分利用人民的力量，结果不仅战胜洪灾，而且全国上下空前团结。
　　5、2003年，中国经受另一场公共突发危机的考验：“非典”。政府对于“非典”的认识和应对措施经历着艰难而痛苦的转变。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并将防治“非典”不力的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免职。由于全国上下同心抗击“非典”，短短几个月，这场来势汹汹的危机，即宣告解除。在这场生命的大较量中，出现了无数个感人至深的“故事”，面对死亡，多少个原本普普通通的人，表现出多么崇高的人性的光辉。战胜“非典”，让我们“意外”地学到了另一种更加可贵的东西：如何面对危机，如何面对民众，如何引导、激发蕴藏于人民之中的巨大力量，去战胜各种公共突发危机。
　　6、近年来，美国大片频频登陆中国，其中，有不少是“灾难片”。尽管是艺术作品，经过虚构、加工，但我们从中仍能受到不少启发：当灾难发生时，尽量让民众了解相关情况，万众一心，方可渡过危机。我们看到，美国灾难片不仅仅是通过灾难的可怕来吸引票房，更重要的是，强调社会、人在应对灾难时激发出的巨大能量，在面对灾难时的空前团结，这就是所谓的“人性”。而美片中常常被强调的“国家精神”，与此正有着某种惊人的契合。
　　四、让民众充分享有“知情权”，是应对突发公共危机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最佳选择
　　首先，和谐社会必须是稳定的。同时，和谐社会还必须是健康的。这种健康，意指对破坏力量（包括突发公共危机）的一种抵抗力、免疫力。否则，缺乏健康的免疫力的稳定，是虚假的稳定，必然也是不和谐的——或者表面和谐，实质不和谐。
　　与此相应，政府和媒体作为社会的管理者、信息的传播者，同时又是社会的一部分，应对社会及其成员予以充分的信任。这种信任，往往会产生出无法估量的巨大能量，足以应对一切来自方方面面的破坏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团结各方面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就是充分运用这种信任所产生的巨大能量。相反，如果政府对自己所管理的社会及其成员持怀疑态度，那么，这样的政府是虚弱的、不自信的，当突发公共危机来临，这个不自信的政府不仅要应付强大的公共危机，更要应对自己假想的对手——社会及其民众，其结果会如何，可想而知。
　　基于此，笔者认为，当突发公共危机产生时，让社会民众充分享有知情权，是应对突发公共危机、建设和谐社会的最佳选择。
　　所谓“充分”，即是毫无保留。或许有人认为，有些该报道，有些不该报道，有些方面应该让民众知道，有些方面就不应该让民众知道，并美其名曰“报道的艺术与策略”。笔者认为，如果有所保留，那么就是对民众“知情权”的一种侵犯与剥夺，这与过去“捂”、“堵”的做法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一旦民众、社会从其它渠道获知他们从正规报道中见不到的所谓“内幕”，那么，他们对政府、媒体的信任就会大打折扣，并对已报道的内容也产生怀疑，这对危机的处理、和谐社会的建立都是十分有害的。
　　所谓“充分”，还应是全面的。不仅应全面报道危机本身，还应报道危机产生的背景、原因，可能引发的后果，以及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决心，不仅要报道困难，更要报道战胜困难的希望，不仅要让社会、民众了解危机事件的真相，更要引导他们、激发他们如何战胜危机。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一个社会和谐与否，不等于是否会产生突发的公共危机，关键是看政府和民众应对危机的态度和能力如何。永远不产生突发公共危机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可以说，危机既是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刀，又是考验我们的试金石。一场突发的公共危机，如果处理不当，可能毁掉一个国家、社会、民族；如果处理得当，一个国家、社会、民族往往会更加团结，人们往往会更加珍惜生命、珍爱和平，这对建设和谐社会更加有利。
　　五、互联网对正确应对突发公共危机、建设和谐社会的促进作用
　　1、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许多原来当作“秘密”的东西，再也很难成为真正的秘密，这是当前各国政府面临的挑战，同时在客观上也促进政府转变执政方式。事实证明，互联网也并非洪水猛兽，只要政府出以公心，只要政府是开明的、坚强的，不仅会赢得网民的强大支持，而且各种谣言也会不攻自破，这对危机的处理只会更有好处。
　　2、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互联网。一方面，以互联网来检验我们的报道是否客观、真实、全面；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和主流媒体在报道突发公共危机中，还应更加积极主动，毕竟我们更有权威性，消息来源更加可靠，只要是客观、真实、全面的，就会赢得民众的信任，“非典”的报道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政府和主流媒体还可主动介入互联网，以这种新的方式和渠道争取更多的受众，《中国政府网》的成功说明，这种方式是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
　　                              四川南充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