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转载失范种种

发表一篇文章，是传播一份思想。倘若得到转载，就是不虞之誉，分外收获，最可喜。

不比舆论大腕、沪上名家，我的一些杂感、访谈卑之无甚高论，真正叫“岂有文章惊海内”，往昔自然转载甚少。这些年借着网络海量传播的特殊性，纸媒感受威胁也纷纷扩版亟待稿源，自己又受聘为东方网特约评论员每月须赶写几篇，结果倒是不时享受起“被转载”感觉了。

可是，别以为这一来，“交关地方登侬文章，稿费该老多了”———朋友这样道贺，其实事情有大不然者。别说新闻网站了，转载挺快，稿费则无。就是纸质媒体，也基本属“铁公鸡”。这几年算进步了，也就屈指可数。看来即使在法治思想普及的今天，转载付酬这一条仍知易行难。

欠规范的事情尚在后头。那就是转载时的丢三拉四。一丢原载媒体名称。我猜测原因，主要在于“二传手”太过想将别人的作品充当“原创”，不肯屈居人后。这方面，似乎纸媒的度量明显比不过新闻网站。后者转载时，倒是大都堂堂正正注明出处。二丢作者姓名。研究不出其原因，也许属粗枝大叶，有少数场合网站转载拙文时竟会将文章变成无名氏之作，或者干脆给作品填个“佚名”， 还是等于无名。2007年底，为筹备纪念老一辈革命家、《反杜林论》华文版最初译者吴亮平诞辰一百周年，其长女吴明跟我电话联系过，偶然语及从黑龙江北大荒文化网上的纪念吴亮平专辑（因为吴老于解放战争时期主持过那里的工作）看到一篇《访吴亮平》，估计是我写的，但是没有署名。“你是不是跟他们说一下，也许还给稿费呢？”我查看了，果真是转载我刊播于东方网的作品，内容是1980年在上海采访吴老谈往事，且真遗漏了署名。但想想联系起来颇烦，能挂在那里，毕竟起了宣传作用，就不去“惊动”他们啦。

除了遗漏，还有添改的。编辑改稿，本来天经地义。我处理过虞丹（即蒋文杰）的稿件，附函上照例有“勿改一字，是为至盼”。那是大家兼前辈，他说得，我说不得。我，无名人焉，只有请求编者“斧正”的份。事实上，编者在转载我的文章时大抵改动的是标题，我看基本上是改得可以的，或者还是较好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改动，尤其是添改，须有规则可循，万勿超越底线。我想举个去年本人的文字被移花接木的实例，来分析一下此中得失———

去年5月3日和5月14日，拙文《切勿“煞风景”》相继在东方网、《解放日报》上发表，说的是无论内外观环境都要“文明先行”，要关注细节的“放大效果”，避免“煞风景”。接下来，转载广泛，从黄渤海滨到青藏高原。人民网转载用的标题是《迎世博切勿“煞风景”》，相当确切。新华网用的是《切勿让“万国旗”煞风景》，论列的范畴变小了，但好处在于具体可感，且给文章配上一幅“万国旗”触目惊心的照片，所以也可谓添改成功。有两家纸媒也来转载，一为《上海法治报》，一为黑龙江《三江晚报》。前者在5月15日，原题全文转载，后者是在5月18日的“三江话题”版上以《勿让小事杀风景》为题摘录转载。事前并未与我联系过，却开宗明义，添上一段文字：“看了晚报15日刊登的居民在健身器材上晾被褥的图片，笔者想到一个词‘杀风景’。”又在文末加上如此文字：“我市在建设园林城、旅游城，植树、修路、清洁，新增的街头小品都在力争增加城市的文化内涵，我们不能再让脏乱的公厕、街边晾晒的衣物被褥、焚烧垃圾和路边烧烤的浓烟‘杀风景’了。”署的仍我的本名。也就是说，他们要借用拙文来批评当地的一种现象。我以为，这样的添补式转载不妥。

编辑组织评论文章，抨击落后现象，对；然而编辑发表未经作者认可的文字，有侵权之嫌，至少是背离“程序至上”原则，就不对。不说你那5月15日的批评报道我没有看过，就是看过也未必就想跟着撰文评论———“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雨”，各地情形可能有异，作者思虑容或不同。根本的一点在于，该不该评论，如何来评论，撰写权操之在作者，惟此方有“文责自负”一说。编辑职权，在于可退可用，还可适度修饰，就是不可移花接木，切忌强加于人。

作品被转载，作者按理该十分感激编辑，这样那样的小纰漏就不计较啦。但是，你未经商议就擅自让一个假的“我”对闻所未闻的人和事发表评论，那会让真的我吓一跳，因为我怕负不起责呀。我想，这该是编辑不宜超越的一条底线吧？

（作者系解放日报高级编辑）